【理论探索】朱燕：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发布日期：2024-09-19 13:23

来源类型：养花大全 | 作者：韩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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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燕，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摘要：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视域中，新质生产力是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变革劳动过程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结果，是具有内生动力机制的可持续发展力。在科技与分工的良性互动中不断提升的新质生产力，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在理论逻辑上，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而且能改变我国在国际大循环分工体系中的“技术——工业型依附”,从而建立起“以我为主”的可靠全球价值链，使对外经济关系服从内部产业发展的需要。在现实路径上，数字经济和高质量FDI通过促进科技创新和分工深化发展，形成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质生产力。从国内层面来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不仅可以培育良好的创新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而且可以增加专业化分工环节、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从而有利于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从国际层面看，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FDI质量，不仅可以发挥技术溢出效应，而且可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国际分工深化发展，从而实现高水平的开放创新，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数字经济;高质量FDI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并着重指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又提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生产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有机体的其他各个环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科技创新为根本、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标志的新质生产力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动能。

一、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

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视域中，新质生产力是变革劳动过程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结果。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传统生产力的三大基本要素赋能，推动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形成具有较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新质生产力。

1.生产力是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及其发展的结果

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2]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3]208人的活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了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3]211劳动者是生产力的能动要素，劳动资料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测量器，而劳动对象构成生产力的物质基础，三者的有机结合凝聚成劳动生产力。同时，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3]53由此可见，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各个生产要素的发展，实现生产要素质量和效能的提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说，“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是指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者的发展，能提供复杂劳动的熟练工人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创造更大的价值。“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是指科技对生产过程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深度应用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资料使用效率而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是指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升和劳动组织方式的优化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是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量和质上的提升，可以大大降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形成较高水平的生产力。“自然条件”的优劣会影响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效率，通过改变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继而影响生产力水平。因此，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劳动资料的科技含量、劳动对象的质量和效能，实现生产要素各自的发展及其结合效率的提升，将会促进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2.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是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键

马克思指出：“它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3]366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对劳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一方面，“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4]777科技发展水平及其应用程度，成为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形式，也就是生产组织形式，比如分工协作程度，也成为影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键环节。马克思指出：“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3]378因此，要想实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跃升，必须从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分工组织形式两方面共同发力。首先，以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作用于生产过程，提升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质量和效能，促进“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4]778发挥科技对生产力的倍数级作用。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4]782这种作用物也就是劳动资料的巨大效率，“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4]783其次，不断优化社会劳动组织形式，深化分工与协作，“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3]382摆脱个人局限并形成结合工作日，充分发挥协作本身的生产力效应。正如马克思所说，“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3]382

事实上，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是相互影响的。首先，技术的革新是推动社会分工形式不断优化的重要因素。“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长。”[3]512以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为代表的科技进步在促进本行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深化。其次，分工的扩大和细化反过来也会促进生产组织和劳动者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而激发创新活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继而促进生产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3.新质生产力是具有内生动力机制的可持续发展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5]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分工的扩大、产品的创新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表征的复杂生产力，是一种具有内生动力机制的、可持续性不断增强的新型生产力。首先，新质生产力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生产力。科技的创新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必然会缩短劳动时间，提升劳动效率，从而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实现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其次，新质生产力是分工不断扩大的生产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作用下，劳动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不断优化，不仅企业内部分工不断细化和深化，社会化大分工也不断扩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随之不断增强。再次，新质生产力是产品不断创新的生产力。基于智能化的生产工具以及数智化的生产资料，产品的外观、性能和质量不断优化升级，因此新质生产力是更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生产力。最后，新质生产力是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生产力。越来越发达的科学技术将人们从繁重的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智能化的生产工具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和劳动时间，因此新质生产力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断培育物质基础。综合起来看，新质生产力是具有内在动力机制的可持续发展力，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直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分工的扩大和产品的创新，并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反作用于科技创新，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进一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分工的扩大和产品的创新，从而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持续积累物质资料。在新科技革命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创新性、可持续性不断增强的新质生产力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为企业乃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和新动能。

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视域中，科技的创新和分工的深化，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关键因素。科技创新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化大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不断深化和发展，分工的深化又反作用于科技创新。因此，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在科技与分工的良性互动中，新质生产力得以形成、发展并不断升级。

二、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6]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是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畅通经济循环。”[7]经济循环是以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统一，包括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科技越发达、分工越合理，经济循环就越顺畅。把科技与分工放在一个分析框架中研究经济大循环的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以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在科技与分工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为畅通经济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源源不断的可持续发展新动能。

1.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大循环存在“技术——工业型依附”

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效应，尽管分工产生效率，但是外围发展中国家因为技术的缺乏而具有较强的对外依附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脱钩”,只有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并以国家内部市场为基础建立合理的对外经济关系，才能实现经济的自主发展。

(1)国际大循环中的外围国家经济存在较强的对外依附性

在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视域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形成了“中心——外围”格局，“外围”对“中心”存在较强的依附。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依靠发达的中心国家推动的，缺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和自主性，因此这种增长是极其有限的，并且是扭曲的。马克思根据19世纪国际分工的特点指出，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服务于从事工业生产的地区，形成了农业国对工业国的依附。而二战之后得以巩固的一种新型依附形式是技术——工业依附，“其基本特点是跨国公司的技术——工业统治，它们转而向以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为目标的工业部门进行投资”。[8]310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内产生了一种不平等的联合关系，一部分发达国家凭借对市场的垄断性控制，把在依附国生产的盈余转移回本国，这种联合关系的发展加剧了不平等，并且限制了依附国内部市场的发展。不平等的专业化分工导致外围国家的产业畸形化发展，外围国家按照中心国家的需要调整生产方向，因此不可能实现自主式增长。

(2)外围国家依附根源是发达中心国家在技术上的绝对优势

跨国公司内部分工的发展使得外围国家的出口服从于中心国家所要求的专业化形式，导致外围国家处于更加依附的处境，这种依附形式不仅包括商业依附、金融依附，更重要的是技术依附。“统治国就对依附国拥有技术、贸易、资本和社会政治方面的优势，从而使它们得以对依附国强加条件，进行剥削并掠走其国内生产的部分盈余。”[8]302-303发达的中心国家在资本和科技等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而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对技术和资本较为缺乏，“新的国外资本通过高科技形式日益扩大对依附经济的参与”,[9]从而加重了依附关系。因此，技术依附是国际分工体系中存在不平等交换的重要原因，外围国家在技术和资金上对中心国家的跨国公司产生依赖。对于外围国家而言，“这些工业的模式排除任何技术进步，因为中心国家把需要熟练工人的环节保留在自己国内”。[10]中心国家的跨国公司将生产活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这种内部国际分工，加强了技术革新集中化的作用，加深了不平等性。

因此，外围的不发达国家完全以外向型发展机制参与国际分工只会加大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等，只有以国家内部市场为基础，使对外经济关系服从国家内部产业和市场发展的需要，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发展自力更生的民族经济，才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彻底摆脱经济依附。

2.创新驱动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于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以加工贸易的方式低端切入国际分工体系，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握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负责技术研发、品牌开发、营销管理等附加值较高的产品生产工序，而我国制造企业主要以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负责加工制造及组装业务。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劳动密集型的、要素驱动的高速度增长模式不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要求，技术密集型的、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成为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选择。因此，新发展理念引领的、技术创新驱动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运而生。只有立足国内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才能积累起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形成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使对外经济关系服从国内产业发展的需要，最终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在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视域中，只有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发展和应用，才能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攀升、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产业供给端的技术创新，是引领国内分工继而向国际分工延伸的推动力，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从而在国际大循环中积累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是以创新驱动的，只有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建立起“以我为主”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才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牢牢掌握主动权。以关键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原始创新作为内生动力，驱动生产端、激活需求端，打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大生产的各个环节，才能基于国内市场优势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积累力量，最终在国际大循环中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

3.新质生产力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内生动力

“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11]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必定要以不断提升的生产力为基础。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重大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深度应用，驱动各类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性配置，形成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以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动对象为基本要素的新质生产力，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动能。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动力和源泉，而且以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础，改变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技术——工业型依附”,从而建立起“以我为主”的可靠全球价值链。

(1)新质生产力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12]国内大循环的顺畅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具有高效率、广分工、可持续等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将不断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为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国内大循环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生产决定着分配、交换、消费以及这些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4]699在国内大循环中，生产表现为起点，是国内大循环的推力，消费表现为终点，是国内大循环的拉力，生产和消费的合力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双动力。但是在根源上，供给端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又是供给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键。因此，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国内大循环畅通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泉。不断创新和变革的科学技术促进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交互融合，不断深化专业分工，优化社会分工协同合作模式，驱动产业链和供应链向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从而提升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缓解国内市场分割现象，推动国内大循环畅通与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仅实现了技术优势对成本优势的超越，而且促进社会分工体系的升级，在研发、生产、运输和服务等环节实现更加精细和专业化的分工，各个环节效率的提高和有效衔接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创新，从而为国内大循环的高效运行持续积累内生动力。新质生产力优化了产业链和供应链，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为国内大循环奠定产业基础。首先，不断创新的科技不仅为传统产业生产赋能，而且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成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产业链的新引擎。其次，不断发展的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推动建立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促进供应链不断优化升级，从而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基本保障。

(2)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国内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在科技和分工的良性互动中发展新质生产力，继而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13]53国内经济循环的畅通将促进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推动建立更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以系统思维深刻展示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能剥离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脱钩”。只有在国际分工与合作中坚持科技自主创新，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跃升，才能形成具有更大劳动生产效率、更具国际竞争优势的新质生产力。

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从而推动国内企业和产业摆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被低端锁定的现状，才能提升在国际大循环中的地位。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驱动下，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发展完善，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才能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不断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掌握主动权。依托新质生产力畅通国民经济良性循环，通过贯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在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的良性互动中，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自主性和可控性。以新质生产力形成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源泉，国内产业的发展不再受制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从而积累起产业自主选择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可见，新质生产力不仅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源泉，而且是推动国内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三、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路径

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和新质生产力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来看，科技创新是最根本的动力，科技与分工的良性互动是关键。在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数字经济和高质量FDI通过促进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推动国内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1.以数字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随着现代信息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数据等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成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而且推动国内社会分工和专业分工的深化，有力地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持续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赋能。

首先，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推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数据的出现和应用，为劳动过程提供了新的生产要素，不仅扩展了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而且以数据为核心实现了对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具有高技术含量、高效率、高价值的数据，不仅会催生大数据产业，增加了新的专业化分工环节，而且对劳动者和生产工具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激发各类生产要素的潜能，不断提升各类生产要素的数智化水平，加快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其次，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形成更高水平的新质生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以高质量的供给畅通国内大循环并推动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数字技术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赋能，形成能提供复杂劳动的数智劳动者、促进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的智能机器以及包含更大价值的数字化劳动对象，促进传统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数字技术的发明和在生产中的应用是以创新为基础的，同时数字技术又为更高水平的创新提供了基础。数智劳动者是实现创新的源泉，智能机器和数字化劳动对象是实现创新的物质基础，数字经济条件下，二者的结合加快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生产过程呈现网络化特征，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可以加入分工链条，形成更加精细的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激发各类企业的创新活力，这不仅可以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而且增强了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大循环的竞争力。

再次，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化网络平台的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良好的环境。产业数字化推动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数字产业化催生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新兴数字产业，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不断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些都为国内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地位跃升培养了内生动力。数字化的网络平台通过加速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提升了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资源整合以及技术扩散，推动实现协同创新。数字化新基建促进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相互融合，驱动价值链网络化和智能化，形成更加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模式，从而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培养内生动力。

可见，数字经济不仅通过促进生产力基本要素的质量和效能提升，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而且通过深化分工、加强协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因此，我国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数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可以推动企业在生产端以高质量的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打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实现高效畅通和高质量发展，而且增强国内企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

2.以高质量FDI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自主创新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但自主创新绝不是封闭创新，而是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条件下，充分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在国际分工与合作中实现开放型创新。开放型创新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器，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的重要推动力。FDI是连接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重要桥梁，高质量引进和利用FDI可以通过发挥技术溢出效应、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国际分工细化和深化、发展人力资本和新兴产业等途径推动开放型创新、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实现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良性互动和有效沟通。

首先，高质量FDI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优质外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国内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基础。随着FDI质量的提高，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合作研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协同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其次，高质量FDI通过优化供应链和产业链，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加速各类生产要素的流转，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尤其是数字营商环境，可以较好地促进高质量FDI与内资企业融合发展，推动优质外资更多地参与到国内大循环中，利用高质量外资的技术优势提升国内大循环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为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再次，高技术行业的优质FDI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多的劳动力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成长为能运用新型技术、提供复杂劳动并具备创新能力的高端人力资本，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可持续的能动要素。最后，高质量FDI为新兴行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新兴行业中龙头企业的发展，发挥示范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扩大专业化分工，延长并优化产业链和供应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高质量FDI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必须积极推动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体制，优化营商环境和投资结构，发挥政府在投资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创新。“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13]30国际分工与合作可以较好地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整合，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增强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联动，提升劳动力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协同创新。通过完善外商投资体制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市场法治化建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多种途径促进FDI高质量发展，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利用全球智力资源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开放式合作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国内经济循环的水平。同时，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必定会促进我国企业实现较高水平的发展和较快积累，从而推动企业积极走出去，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形成较强的竞争力。

总之，从国内层面来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不仅可以培育良好的创新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而且能够不断增加专业化分工环节、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从而有利于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从国际层面看，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实现FDI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可以发挥技术溢出效应，而且能够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国际分工深化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开放创新，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基于科技创新和分工深化而形成的新质生产力成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动能。

四、结 语

新质生产力是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先进生产力，是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更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畅通国内大循环，从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生动力。在我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和高质量FDI,培养新型劳动者、打造新型劳动资料以及新型劳动对象，加快形成并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新质生产力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因素，不断提升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科技创新，二者的良性循环和螺旋式上升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从而有利于不断积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国内产业链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乃至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为我国企业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迈向全球高端价值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有利提升我国企业和产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并最终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9-10(001).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00.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2-13(001).

[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8.

[7]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求是，2022(2):4-8.

[8]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M].毛里金，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9]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恩佐·法勒托.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M].单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71.

[10]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M].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80.

[11]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12]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J].求是，2020(21):4-10.

[1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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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盼 孙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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