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读名牌大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吗?

发布日期:2024-09-19 20:16

来源类型:红网 | 作者:力风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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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高考刚刚结束,考生迎来了最关键的时刻——填报志愿。填报志愿时,选西部的老牌985高校还是东南沿海的双一流高校?是选北上广深的大学还是选有强势学科的大学?相信很多人心中都有一把衡量的尺子。那考上了名牌大学,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吗?今天一读EDU与您分享一篇学术论文,结合了中国大学毕业生调查(CCSS)和全国代表性的家庭调查数据即中国家庭小组研究(CFPS)的追踪研究,探寻中国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大潮中的角色与界限。

· 摘 编·

这篇论文分析的名牌大学,就是差不多高考成绩前5%能上的那100所,基本上是211以上的大学。经过6年多的追踪调查发现:

上名牌大学,会显著提升一个人在同龄人里的“收入排位”。具体来说,比如所有同龄人的收入列成一个百分位分布,最低是0%,最高是100%,那么“上名牌大学”这件事可以提升17%的收入排位。

相比之下,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还没有“上名牌大学”来得大。比如说,如果父母收入从最低的20%提升到前20%,那么孩子的收入预计可以提升11%的收入排位。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鸡自己不如鸡娃”了,但别急,还没说完。

“高收入”越是“高”,“上名牌大学”相对“父母收入等级”的影响是慢慢变弱的。比如说,如果只看“能进入收入最高的前20%”,那么名牌大学教育的影响是父母收入等级影响的大约7倍(0.284对比0.039)。

如果看“能进入收入最高的10%”,名牌大学教育的影响是父母收入等级影响的大约4.8倍(0.189对比0.040)。如果看“能进入收入最高的5%”,名牌大学教育的影响是父母收入等级影响的大约4倍(0.084对比0.021)。数据就到这里,再高收入的数据就没有了。

“上名牌大学”,会显著提升一个人的收入,以及进入“精英所有制”的机会,但不会显著提升一个人“进入精英行业”“获得精英职位”的机会。

这个结论有点复杂,仔细解释一下。“精英行业”指的是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较高,同时能提供较高薪酬和职业声望的行业。根据人们希望进入这些行业的数量,与实际能够入行的比例(Realized/Hope),可以判断精英行业,例如金融业,政府/公共组织等。“精英职业”指的是在职业层级中处于较高位置,且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收入的职业,比如企业主、中高级管理人员等。然后中国还有一种“精英所有制”(elite ownership)——也就是单位或者企业的所有制被认为是社会地位较高或者较受欢迎,比如国企、外企。这篇论文的结论是,如果上名牌大学,那么进入“精英所有制”(国企外企)的几率会显著提升8.6%,但进入精英行业或者坐到高位的几率是没有显著变化的。

什么会影响进入精英行业或者坐到高位呢?父母。如果父母的工作属于精英职业,孩子也做精英职业的概率提高了1.8%。如果父母在精英行业工作,孩子进入精英行业的概率提高了10.7%。如果父母也在精英所有制工作,孩子进入精英所有制的概率提升了9.5%。

父母收入越高,孩子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就越大。在中国,来自家庭收入最高的20%的学生进入名牌大学的概率,是来自家庭收入最低的20%学生的大约2.3倍。家庭收入是0~20%,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的几率是1.6%。家庭收入是20~40%,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的几率是1.9%。家庭收入是40~60%,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的几率是2.1%。家庭收入是60~80%,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的几率是2.7%。家庭收入是80~100%,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的几率是3.8%。这个差距不算小,但比起美国居然还算相对平等。在美国,来自家庭收入最高的20%的学生进入名牌大学的概率,是来自家庭收入最低的20%学生的大约11.2倍。

父母收入显著影响孩子获得“非平权原因的加分”,比如学术类的奥赛,科创技术类比赛,体育比赛,因品行获得的表彰等等。尤其是当孩子的分数刚刚好在名牌大学录取线附近时,家庭收入对获得“非平权加分”的影响更加显著。父母收入不太影响“平权原因的加分”,比如给少数民族、军烈属子女的加分。

“父母的家庭背景”和“上名牌大学”,二者是个加法的关系。“上名牌大学”并不意味着“父母家庭背景”发挥不出作用。也就是说,对孩子来说,最好的牌就是“强强联合”——父母的收入和地位又好,自己又上了名牌大学。

之,以考试为基础的大学录取制度确实增加了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并提高社会等级的机会。然而,没有证据表明精英大学教育必然会减少父母背景的影响。

以下是文章内容——

精英大学教育能否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升其在收入阶层中的位置?这是社会科学领域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许多地区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Atkinson等人,2011;Alvaredo等人,2013;Piketty等人,2019)。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大学选择性的回报以及低收入与高收入家庭子女在进入顶尖大学机会上的差异。例如,Chetty等人(2020)指出,在美国,由于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在精英大学中的代表性不足,精英大学教育在塑造社会流动性方面的作用受到了阻碍。然而,在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制度环境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国家,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未知。

本研究旨在探讨精英大学教育在中国影响社会流动性的作用,中国为此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背景案例。中国属于一类主要依靠集中考试成绩决定大学录取的国家,如智利、韩国、土耳其和越南,这与美国全面考量的录取方式形成对比。我们关注的是约100所中国政府定义的精英大学,即第一梯队的高校。尽管在过去五年中,每年超过一千万的考生中有75%能够进入大学,但被精英大学录取的比例却不到5%。精英大学的录取基于分数线的硬性要求,只有分数达到这一标准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采用这一分数线标准使我们能够比较背景相似的学生,并部分解决研究精英教育作用时常见的实证挑战,即精英大学学生在能力和家庭背景上与非精英大学的同龄人存在差异。

然而,数据可获取性是一个关键挑战。虽然广泛使用的全国代表性家庭调查提供了描绘代际流动性的信息,但它们通常缺乏对个人教育经历详尽的记录,特别是对于高等教育阶段的选择和表现。为克服这一障碍,我们结合了一项大型大学毕业生调查和一项全国代表性家庭调查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我们记录了三项主要发现。首先,就读精英大学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个人的命运,显著提升了孩子在收入分配中的排名。然而,它并未改变收入排名的代际传递关系,也不确保个人能够进入精英职业或行业。其次,尽管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更多,但与美国相比,这种机会的收入梯度要平缓得多。最后,精英大学基于分数线的录取规则在收入上是中性的。综上所述,这些发现揭示了中国精英大学在促进社会流动性方面的成效与局限。

本文旨在达成三个目标。

首先,我们评估精英大学教育对大学毕业生收入排名的影响,并将其与父母收入的影响进行比较。这些估算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贫穷家庭的孩子能够进入精英大学的前提下,精英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个人的命运。

其次,我们衡量来自普通家庭背景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的可能性。一方面,在主要基于考试成绩的精英选拔体系中,似乎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录取;此外,中国精英大学的学费普遍较低(甚至低于非精英大学),因此即使是较贫困的家庭,经济成本也不是主要考虑因素。另一方面,较富裕家庭能负担得起更高质量的高中教育和私人辅导,这可能提高他们孩子的考试成绩。

最后,我们检验大学录取规则,特别是分数线规则是否公平执行。如果精英大学的分数线严格执行,那么围绕分数线的录取概率的突变应该是独立于家庭收入的。我们研究发现,进入精英大学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体现在个人在全社会收入排名中的位置

为了提供一个基准,我们首先估算了代际间收入排名的相关性,对于大学生及其父母而言,这一数值约为0.15,与文献中的估计值大致相当。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精英大学教育在提升年轻一代在收入阶梯上的位置方面具有显著影响:接受精英大学教育与毕业生在收入分布中相对位置提高17个百分位点相关,这一效果大约是父母收入从最低五分位提升到最高五分位效果的50%。

此外,我们发现精英大学教育增强了进入高收入层的流动性,尽管随着我们对高收入的定义更加严格,其相对于父母收入的作用趋于减弱。我们进一步考察了精英大学教育是否改变了父母与子女收入排名之间关系的斜率,结果显示并没有改变。换句话说,无论孩子是否就读于精英大学,父母的收入都是预测孩子收入排名同样重要的因素。当我们将分数接近录取资格线的学生进行比较时,这些结果依然成立——这些学生的能力和家庭背景相似,但在进入精英大学的概率上有很大不同(贾和李,2021)。

最后,我们探索了其他结果变量来衡量工作的精英地位,发现就读精英大学并不必然保证个人能够进入精英职业或行业,而父母的特征则对此有更大影响。后两个发现强调了精英大学教育在改变个人命运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即使是对那些上过精英大学的人来说,家庭背景在多个维度上仍然重要

不仅精英大学教育会影响个人的收入排名,也会影响来自较贫困家庭的学生。然而,获取精英大学教育的机会确实存在正向的收入梯度,特别是来自前20%收入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后20%家庭的学生有2.3倍的可能性进入精英大学。此外,收入梯度的大部分原因归因于来自较富裕家庭学生在高考中取得的更高分数。尽管中国在获取精英大学教育方面的收入梯度为正,但它远比美国的情况平坦,美国来自顶层五分位家庭的儿童进入精英大学的可能性是底层五分位家庭儿童的11.2倍(Chetty等人,2020)。我们进一步检查录取规则是否存在偏斜,并发现进入精英大学确实遵循了分数线的硬性标准。回归不连续性(RD)分析显示,在资格分数线附近,不同父母收入层次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概率差异相同,表明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基于考试分数的录取规则被曲解。不过,似乎在非考试相关规则上存在一定的操纵空间,比如来自较富裕家庭的学生似乎更有可能获得加分录取。我们的研究为关于精英教育的文献带来了新视角。我们超越了以往文献中对精英教育经济回报的估计(如Dale和Krueger, 2002; Black和Smith, 2004; Hoekstra, 2009; Dale和Krueger, 2011; Anelli, 2016; 贾和李, 2021),通过考察获取精英大学教育是否能帮助个人在收入和工作特性上进入精英阶层,以及它是否改变了代际流动性,从而审视精英教育如何影响精英形成和社会流动性。了解人们如何获得顶级职位和高收入至关重要,因为在世界许多地方,包括中国,顶层收入份额巨大且不断增长(Alvaredo等人,2017; Piketty等人,2019)。通过考虑精英教育和家庭背景如何共同决定下一代的经济成功,我们丰富了关于代际流动性的经济学文献(例如Solon, 1992; Chetty等人, 2014; Chen等人, 2015; Carneiro等人, 2021; Fagereng等人, 2021)以及社会学领域(参见Erikson等人, 1992年和Erikson和Goldthorpe, 2002年的相关研究)。

我们的工作紧密关联于两项直接探究代际流动性是否因大学或专业选择性不同而异的研究。Chetty等人(2020)对美国庞大行政数据集的分析显示,在精英大学中,孩子收入与父母收入的排名相关性略显平坦,相较于较低层级的大学。Zimmerman(2019)采用断点回归设计,指出在智利,被精英研究领域录取实际上根据基线社会经济背景加大了获得高收入比率的差距。我们的研究通过考察一个替代性的制度背景,对这些研究进行了补充。与这两项研究不同,我们发现,进入精英大学教育对于个人的收入排名极为重要,但在中国,并未特别惠及来自普通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学生。国与国之间的这些差异表明,精英教育在塑造流动性方面的作用在不同社会中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的考试型大学录取体系因多种原因受到批评,其中包括扼杀创造力(张等人,2012)。许多人认为,中国应从“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为实现这一转变,有人建议中国或许应考虑美国的多因素大学录取体系(You和Hu,2013),该体系对考试的重视程度较低。然而,目前缺乏实证证据使我们能够理解不同体系的利弊。我们的研究为录取体系提供了洞见,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中国采纳美国的体系,精英大学的入学机会不均等可能会加剧。我们的研究至少有两个需要注意之处。首先,孩子的收入以首份工作薪资来衡量,作为职业生涯早期劳动收入的替代指标。因此,我们对父母收入与孩子收入之间关系的估计并未衡量整个生命周期的代际流动性。然而,首份工作的薪资排名强烈预示着个人后续就业的薪资排名。其次,与Chetty等人(2020)类似,我们研究的所有年轻一代成员都接受过大学教育,因此我们的估计并不能反映整个社会的流动性状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得益于中国大学教育的扩张,大幅提升了年轻一代中大学生的比例,我们的估计适用于社会中一个重大且日益增长的部分人群。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描述制度背景,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我们实证探讨精英大学教育在社会流动性中的作用。第五部分,我们分析获得精英大学教育的机会如何随父母收入而变化。第六部分,我们检验精英大学录取规则是否对收入中立。第七部分,我们总结全文并提出结论。

╱ 读者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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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ia, R., Li, H., & Meng, L. (2022). Can Elite College Education Change Ones Fate in China?.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部分内容出自游识猷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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